我提一瓶干邑白兰地上前女友那里去。她在援交部工作——叫Ela，姓Anybody，不是Site--00的前主管，是她的女儿。要是我那朋友没有死于谋杀，我不会去找她。这事多少有点像荒诞剧，他演个死者的角色，而我演庸蠢无聊的基金会侦探：天色已晚，案件毫无进展，遂决定去找前女友，说服她让自己投宿一晚。试着再问点什么出来，我知道死者死前不久曾去找她。
我叩了叩她家浅绿色的门——为什么她就是不愿意安个门铃呢？——隐隐约约听到她在里面应了一声，接着是一阵踮脚松鼠般轻盈迅速的脚步声。门锁打开的声音。她穿着睡衣。我们互相点点头，她闪开身子让我进去。灯光很暗，家具带着一水儿黄昏气息，叫人疲倦。我掉过头去看她，想起在苏桦——我死去的朋友——死后，我失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我很少失眠，这一周里却至少有四次：我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不断坐下又站起，看着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有时我外出漫步到破晓，跑步时专心聆听自己呼吸的律吕。我想过给Ela打电话，然而直到今天才决定去找她。
她在我背后问：“你要在这住几天？”
我捏着酒瓶不说话，拉出凳子，就坐下了。我还在想苏桦，也许多年以后仍会想起这件事情。是在七天前的下午，日复一日的文书工作压的我喘不过气来，烦躁的情绪不断淤积，最终迫使我离开办公室。苏桦就是在那个时候死去的。他跪在办公桌前，头颅低下仿佛受到重压，双手撑地，两眼半睁，眼球死在眼眶里面。脑后有一道枪击，粘稠芳香的脑浆涂了一地。打开他办公室的门时，正有一只苍蝇叮在那眼球上。我还记得那只粘滞的眼睛。他现在还盯着我呢。
“就一晚，”我神思恍惚，“我明天早上就走，Anybody小姐。”我猜想说出这句话时我脸上满是谦卑恭敬，最后的敬称里有仆人的声气。提醒她还是提醒我呢：我们已经分手了。分手了。
听到最后那几个字时她脸上满是嫌恶：“别这么叫我。”她的冷漠从舌头武装到牙尖，让人怀疑她的体温是-37°c。“我早和那老妖婆划清界限了。”
我打开瓶盖，拿了个彩色玻璃杯，薄壁上纹着一串兰花。我倒了一杯，对着杯口深深地吸气，喝了一口，轻轻地晃它。我想起来和她分手的那个夜晚，她刚调到援交部。我觉得她一举一动里都是包装贩卖的廉价，骨头里填满了泡沫塑料，心生厌恶。我对她说（何等彬彬有礼的语气）：我爱的您早已死在了过去。这种廉价现在消失了。我说：“可她—他至少还是养了你的。”
她背对着墙坐下，用细长的手指快速、烦躁地敲着桌檐儿。“你总该知道她怎样对我。”她说。“我不相信她把我当做她的孩子。鬼知道在她眼里我是什么。（她的语速变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听不出停顿）他妈的我甚至不知道该管她叫父亲还是母亲——血缘关系上的，谁想这么叫她——她是个中分传统的异常员工性别可以改变所以她取出她的然后随便把受精卵丢到她哪个女友的子宫里去生下我。既然我可说是她自交的产物，那么我是什么：我是她的姐妹她的女儿还是一介复制品？”她重复了第一句话：“你总该知道她怎样对我。”
“比如说呢？”我握着杯子，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抬头注视着她冰冷的蓝色眼睛。
她说：“举个例子吧，你该记得我和你说过，我四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她不知道要和谁鬼混去，那时我不知怎么的还依恋她，要跟着她。她叫我不要跟过来，不要跟过来，吼我回去，自顾自地走了。我哭了，摇摇晃晃地从屋子里跑出来想跟上她，她又回过头来吼我，脚步越来越快，我为了跟上她跑了起来，结果跌了一跤，膝盖和手掌都擦出了血，坐在地上大声哭叫。她仅仅回头看了我一眼就走了，放着我在家门口哭。她自顾自地走了。”她愤愤地加重了最后一句的语气。
我把酒含在嘴里，感到口腔热辣辣的，慢慢地咽下去。我长出一口气，说：“你也不要觉得她就是出去鬼混了。也许她确实没照顾好你，不够关心你，可她毕竟是站点副主管。也许是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也太紧迫了。”她微微张开嘴似乎想反驳我，我抬手示意她不要讲了：“别谈这个了。没有必要。”
“喝一点吗？”我突兀地说，“以前你会和我一起喝波本威士忌。你不介意喝点白兰地吧？这是上好的陈年干邑，不会让你太难受。”
她长长地吸气又舒出一口更长的气，脸罩上了一股朦胧。“谢谢。我不喝。”
我把酒加满，站起身来，拿着酒杯在屋里踱步，看到起居室里挂着一幅画，绘着田园溪流的大幅油画，在紧张的四方形空间里给人以寂寥的感觉。几年前的记忆如春笋般苏醒了。我开口道：“你记得苏桦吧？记得我们三个第一次认识是在哪里吧？”
“对。”她回答。“一个艺术讲座。”
“鲁本斯。”我说。“《农神吞噬其子》。”
我大步走回桌子边。我陷入回忆时就会以这样的步子走。是八年前，讲的是早期巴洛克画派的代表画家鲁本斯。我试着想象讲台上那个老教授皱缩的面容，大厅里充斥着汗水气味的三角形与四方形空间，白色的座椅，然后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的Ela和苏桦。两个人的身影都细细长长的。我想起苏桦的死，一张纸条，放在他的桌子上，字是血字：有罪。
我说：“苏桦死了。”
“哦。”她的反应很淡漠。她发火后变得无精打采起来。
“他确实死了，是我发现他的尸体，跪在地上，脑后中了一枪。他去过援交部，去找你。尸检报告称他的死亡时间在上周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我是见过他，没错。”她叹了口气。“和平时一个样，带点郁郁寡欢的意思。他找我聊了会天，达达主义之类的——他那天请了假，后来又回了他那个哨站，也许是忘了什么东西吧。”她接着说：“你何必那么在意他呢？他算半个虚无主义者了，你看过那些阴郁的画，比我更了解他的想法。那天他还对我说活着和死去都很好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是好的。没准这正好遂了他的愿呢。”
“字条。”我说，“我发现他时他的办公桌上有张字条。写着有罪。这事搅的我睡不着，失眠。昨晚我没睡。”
“总归是要死的。你能查出什么来？也许什么都查不出来。不要忘了这里是基金会。”她以一种舌头舔着牙龈的腔调说。“不是第一次了，你记得你们那个哨站的前主管是怎么死的吧？最后不是什么结果都没有？或许他是死于某个丧心病狂的异常呢？我们只是区区三级研究员而已，能知道多少呢？而且，基金会老了。老了。基金会不是什么无所不能的组织了，不是咱们父辈口里的英雄形象了。既然死对于苏桦来说算不上什么——对他来说死的并不是他，而是整个世界——你何苦呢？”
我抿了抿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把杯子摁在桌上。
“我不知道。”
***
第二天早上我从沙发上爬起来时，险些被宿醉击倒在地。我靠在沙发上，透过窗玻璃眺望街口，看着一连串轿车呼啸而过，其间夹杂着公交车庞大笨重的身影，想起来三年前这个时候——八月——我在街上和苏桦一起骑自行车的情景，两个人因情绪激动和剧烈运动而满头大汗。其时Ela还不是我的女友，苏桦总向我提起达利、沃霍尔和汉密尔顿，声音忧郁而低沉。我又想起我们还在大学里的情景，我俩在课余时间绘制各种图画。他有各种各样的自画像，画中的他瘦削如竹节虫——后来大多数被苏桦一把火烧了。我现在还记得那自画像里死气沉沉的眼睛，和多年后他的死眼一个样。那双眼睛刻在我的脑海里。仿佛苏桦还在天上看着我，死楞楞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
我曾经很喜欢画汽车，画素描或者在画布上对它们作各种变形。我喜欢它们几乎没什么区别又各不相同的样子，就像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我想。这些画被挂在墙上：我喜欢客人看见它们时，展现出的那种不懂装懂、自命不凡的神气；我欣赏他们不懂得欣赏却硬要装作行家品鉴画作的样子：有时大肆贬低有时却声称领悟了某种东西的样子。我也乐于在喝完好酒后再灌入劣质红酒拿去招待客人，微笑着看他们夸赞酒的醇厚。
Ela还没醒。我把那半瓶干邑揣在怀里，轻手轻脚地走出门去。绿色的门关上时发出“咔哒”一声响，我的心情变愉悦了。昨晚睡得很好。
离早高峰大约还有两个小时，私家车稀稀拉拉的，公交车则已经开始在市区穿梭。我穿过公园去等公交车，园里长着高大的樟树、整齐的铁树和蓬乱的柳树。喷泉在昨晚的狂欢后暂且歇息，池底不知怎么的掉着许多水枪，在朝阳照射下熠熠生辉。一个穿女装的男人坐在樟树下的椅子上。一个穿背心短裤的男人在遛一条拉布拉多。
车到了。
车上照旧坐着那个侏儒，如果你五点半每天乘二路车去上班，那么你肯定见过这个侏儒。他肤色黝黑，脸上长着短短的胡茬，看上去肮脏不堪。头大的与身体不成比例，并且鸡胸驼背，身高大约一米二，活像《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公交车过了四站，到了孔庙。那个侏儒站起来，裤腿肥大的工装裤和领口肮脏的条纹t恤一览无余，摇摇晃晃地走到门前，按了下车铃。门开了，我跟着他走下去。
我还在想苏桦。假若他没有死的话，他看到这个侏儒，就可以当个拉斯科尼科夫，画出一幅《四九年圣母》来的1。
***
我受过许多厄运，幸而命大，得以存活至今。泰然自若地活着。想来这是因为我在基金会工作。
我记得哨站遇刺身亡的前主管。他名叫魏识方，我并不喜欢他，然而好笑的是发现他的尸体的人也是我。他在周五下午开会结束后总是最后一个走，在这时被刺杀。在两个小时前我还看着他喋喋不休，废话连篇，丝毫没有想到两个小时后我将会看到他的尸体，像一束沾血的烂麦穗。他那时候还没死呢，背上中了一枪，颈动脉被砍断了，鲜血喷涌而出，融化在廉价的灰毛地毯里。他躺在地毯上，躺在血红色的巨大旋涡里，喉咙里呛着一团一团的血，在断断续续的呻吟中死去。临死的他还在喘气，声音如同汽笛尖啸。他沾满血迹的四肢还在微微抽搐，像是压烂的泡菜。杀死他的凶手至今没有找到。他被埋在哨站的公墓里——他没有任何家人。
活在我记忆里的另一个死人是玉方流，这名字是从白乐天的《玉水记方流》里来的，他是我的同事，曾经和我一个办公室。我不知道他的死因是什么，但他还很年轻，才二十三岁。我总疑心他是死于一次规模不大的收容失效。他也被埋在哨站的公墓里——谁叫他也没有家人呢。哨站的公墓很大，我想少说也有千把人吧。苏桦不在这里，被他的父母接回去了，那两个老人把他拉回去的时候没有哭，但一举一动都很僵硬。我接着想到每个站点都会有这么一座公墓吗？每座站点的公墓都会这么大吗？名为Scp基金会的巨型墓葬里面埋了多少人呢？也许我可以在那一排排墓碑上收集名字，直到发现这些被遗弃的名字足以组成一个完备的国家。要是我就这么一直活下去，迟早有一天我记忆中的死人会多过活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身后，都立着三十个鬼魂——三十比一，正是死去的人与活人的比例。
我想把记忆中的死亡和其他东西记录下来。有时把记忆写出来（我现在就在这样做），有时把它画出来（我一直这样做）。苏桦总是喜欢把记忆画出来，用以表达更多的东西，例如他那些脸庞扭曲、身体赤裸的自画像。他是把绘画当做意义来看待的，在他眼里道德、法律乃至于诸如此类的一切更像是信仰而非意义，在他眼里世界本该是有意义的可实际上世界没有意义，他拿笔给它添上自己臆想的意义。所以他才会对Ela说活着和死去都很好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是好的。第一要务是表达，所以他一直都在画呀，画呀。现在他死了，跪在地上，脑后中弹，以这种诡异的姿势烧成灰烬，运回浙江老家。
我还想去写去画，直到我写满画满一百万页为止。大概我和苏桦一样不相信世界而相信笔，相信艺术，相信对美终极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广泛有普世价值的，但有无与伦比的意义。
我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写下他们的死亡直到我自己也死亡，这样我就可以对凋零之中的基金会作出某种记录，对纷乱不稳定的未来作出某种猜想，梦境、现实、性与死亡都会被包括在内。我意欲讲述，穷尽我的语言讲述在看到子弹射入苏桦大脑时惊骇、晕眩的感受。亦或描述像Ela叙述的她dNA提供者的自交，那种对伦理道德旗帜鲜明、似是而非的反抗。夜深人静时我时常会想到自己的追求，我可能会说出的一个词是“美”。于我而言，美同样可以存在种种暴乱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忍受许多厄运存活至今。仅此而已。
***
天热的空气都在抖动，连蝉噪声都在热浪中变得软弱无力。我还没吃午饭。倒U形天桥的对面有一家KFc。我越过天桥，费劲拉开玻璃门。凉气扑面而来。
我点了个香辣鸡腿堡套餐，在楼下略等了一会儿，拿着餐盘上了二楼。我在餐厅的一角坐下，旁边是宽阔的落地窗，看得见街上甲虫般穿行的汽车。我的后面坐着个戴眼镜的女人，东西几乎没动，一直在玩手机。两个男人坐在相邻的另一桌，一个是留长发的年轻人，戴着鸭舌帽，另一个年纪显然要大些，是个光头，胡子拉碴，大约四十几岁。餐厅的另一边坐着一个神情疲惫的女人，一个显然是她父亲的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坐在她旁边，一声不响地吃黑椒嫩牛饭。拐角有个小小的滑梯，两个五六岁的孩子在那里嬉闹，一个胖女人坐在一旁看着他们。
我喝了口可乐。留长发的年轻人说了句俏皮话，是关于克里姆特的，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年轻人说：“从《朱迪街1号》中可以看到克里姆特作品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以及那些被装模作样的‘正人君子’批判的、他本人偏爱的情色主题。”
滑梯方向传来“哗啦”一声，孩子的哭声响了起来，紧随着是母亲嘘嘘的安慰声，把年轻人的声音给吞没了。戴眼镜的女人打开一瓶杏仁水，导致空气里净是理发店的味道。年轻人继续说：“……就是原因。到处都是分不清情色和色情区别的家伙，看到裸体就大呼色情。当你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油画’两字的时候，后面常常跟个‘裸女’。”他的声音平滑细碎，像石英渣子。
光头说：“确实。”他拿起餐巾捂住口鼻，打了个喷嚏。
年轻人说：“要是多上网，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女巫猎人。”
光头说：“更多的是不懂装懂的。我有个朋友——噢，他并不知道我做多媒体艺术——他的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安迪·沃霍尔和吉姆·戴恩的作品，每次去个艺术展都会拍照发出来，扣上‘有张力’之类的标签（比较可笑的是有时候完全相反）。有一次我领他去看我的艺术展，我问他看出了什么吗，他说他其实也看不太懂这些东西，然后——你懂的。”
“还有人大骂艺术呢，”年轻人说，“到处都有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家伙，你说服不了他们。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艺术的地位被你捧到了什么地步艺术这种东西就是对社会毫无作用的玩意你怎么吹捧也改变不了。在他们眼里艺术甚至是有罪的——不过是极端个例。他们并不信仰艺术和美，更不知道艺术可以成为参与人类历史和命运的一类途径。”
“审美观也是陈旧的，总有人把克里姆特画中的情色题材视为淫秽，艺术家里也有这种遗老在。或将情色变作色情，自以为反叛其实落入低俗。”光头说，“早先受到苏式现实主义美学的强烈影响，文艺界对世界封闭导致全面的落后于时代，后来受到汹涌而入的现代艺术冲击，食古不化，发育畸形。遇上大规模商业化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乎陷入瘫痪。”
年轻人说：“文艺的市场化其实是成功的，但真正的艺术不在市场。艺术不需要人民大众，在艺术领域里人民大众不重要，它是献给高素养人群的。现有的本国艺术家——包括你和我，还是在前辈大师的阴影下创作，而且收入上挣扎在去肯德基只敢吃疯狂星期四的边缘，没有胆识，也没有余力。就算前人的井快枯了，也不敢去挖自己的井。”
“收入是主要问题。靠做艺术养活一个人愈难，产生杰出和伟大的艺术家的可能性愈小。年轻一代里面，并不缺乏拥有最基本文化素养的人，缺的是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消灭寡头而将寡头身上的资源分给大众，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反而导致素养丧失。”光头说。“消费主义浪潮下，还没有什么没被商业污染。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提高艺术素养。不过，假若你告诉他们他们缺乏足够的素养，他们倒会被激怒呢。”
孩子的哭声又响了起来，或许是撞到头了。我咽下最后一口汉堡，用力撕开番茄酱的小袋，差点溅到衣服上。但是要有希望，要有希望。我想。只要有钱和时间……钱。
“……问题。”年轻人咳了两声，说，“不明白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也存在于丑陋与罪行之中。
“……没人觉得帕赫的《暴行》不美。那画的是大屠杀。没人觉得安格尔的《大宫女》不美。那画的是某些人捂着眼睛却又想看的女性裸体。有些穆斯林认为艺术，这种创造，是有罪的，因为能创造的只有真主安拉。艾米丽·狄金森说：美——并非造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错了。”
无论我书写或刻画怎样的题材，我都是无罪的。艺术无罪。
我起身就走。
***
我脑子里有种奇怪的想法，艺术是无罪的，苏桦也是无罪的。纸条：有罪。也许在凶手眼里，艺术就是罪恶。我想到木乃伊棕，用木乃伊制成的颜料，想到画布上未干的血迹，想到俄狄浦斯王杀死父亲，迎娶母亲。但是德罗林2是无罪的，卡斯蒂利亚3是无罪的，索福克勒斯4是无罪的。无罪！我对自己这么说。
***
那天下午我本不该回去找主管，如果我不去找他，可能后来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也许这是痴人说梦，冥冥中我的命运早已注定，要猝不及防踩进陷阱里去。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
在肯德基邻座那通牢骚还在我脑里盘旋的时候，我决定回去向主管报告：一无所获。主管叫何斐运，四十出头，动不动“他妈”满口。别人都叫他老何，只有我阴阳怪气地叫他主管，实际上我很喜欢他。他算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还揣着那瓶干邑白兰地，忘了取出来。我把瓶子搁在桌上，玻璃瓶发出“叮”一声响，主管从电脑前抬起头来。办公楼外墙上的爬山虎新近又长了，把主管办公室的窗户完全遮住了。“什么时候请人来把爬山虎剪剪吧，太不成样子了。”我说，“或者买一套工具，我们自己动手。”
“哨站的假招牌上两个字掉了一撇，是不是该修一修了？有些墙皮都鼓出来了，是不是也该刷一刷了？咱们的年终奖有几年没发了？”主管嘲讽地说，“哪儿都争着跟我要钱呐。”
“苏桦的事情。都一周过去了，我什么也没找到。”
“没找到就没找到吧，这事就不像能查出什么的样。”他把烟灰缸里的灰和烟屁股抖到小垃圾桶里。“怪咱们命不好吧，照那些还在任上的老不死的说法，基金会以前不是这个样。偏偏咱们还是被以前那辉煌假象骗进来的，而且咱们进来那一刻就已经出不去了。但你怨谁呢？不应该？凭什么？但他妈的上头肯定会告诉你：我们也很无奈啊没有办法啊。别想着朋友死了他妈的基金会能帮你什么，这事情不是咱们这帮臭哨站的管得了的。日他妈的基金会现在连员工的小越界都管不了啦，你以为你前女友放以前能活到现在？”
他点起一根烟，我沉默不语。
“你等上几周，随便交个差得了。”他说，“谁他妈会闲到去管你。”
“我心里过不去。”我说。“我想不应该是这样——”
他打断我的话头。“全都死掉就好了，”他悻悻地说，眼神阴恻恻的。“全都死掉就没那么多破事了。何必想这么多。哪来的他妈的应不应该。”
“这很应该。”一个冷酷的声音说。
主管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色刷白。我身上出了一层鸡皮疙瘩，血液变冷了。体内的热气逸散了，脏器像一摊冰块：有枪口顶在我的脑袋上。
主管低吼道：“这他妈…他妈的……”他的嘴张开了，脸色白得像纸。
“跪下。”冷酷的声音说，“不许动。”